□邓海平
6月7日，全国一千多万学子走进高考考场。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单打独斗”——没有父母帮忙，没有老师提示，甚至连选择题蒙哪个选项都得自己拿主意。
你可曾想过，中国人对选拔人才的执念从何而来？为什么我们对考试如此重视，又如此又爱又恨？
答案，藏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里。从隋朝大业元年（605年）正式创立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废止，科举制度延续了整整一千三百年，共选拔出进士十余万人，举人、秀才数以百万计。它不仅是无数读书人改变命运的独木桥，更是中华文明维系千年不坠的制度根基。今天，当我们为高考学子加油鼓劲时，不妨推开历史的贡院大门，走进那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“天下大考”。
从“九品中正”到“一篇文章定终身”
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，中国的人才选拔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。先秦的“世卿世禄”，官位世代相传；两汉的“察举制”，由地方长官推荐孝廉；魏晋的“九品中正制”，按门第品评人物。这些制度的共同问题是：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门阀士族垄断了上升通道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成为时代写照。
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，决心打破门阀壁垒。他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，要求各州每年推荐三人，通过考试录用。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更进一步，大业二年（606年）正式设置“进士科”，以试策取士——这就是科举制度的起点。一个寒门子弟，只要文章写得好，就有可能一步登天、拜相封侯，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创举。
唐代继承了隋朝的制度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从端门列队而出时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天下英雄，入吾彀中矣！”武则天时期增设武举，选拔军事人才，大名鼎鼎的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。到了宋代，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：糊名、誊录、锁院等防作弊措施相继出台，考试内容也从诗赋转向策论，更注重实用。明清两代，科举走向鼎盛，但也逐渐僵化，最终在八股文的束缚下走向末路。
一场大考三层关
一个读书人要完成从童生到进士的蜕变，至少要闯过三道雄关，其艰辛程度不亚于今天从小学考到博士。
第一关是“童试”。这是入门级别的考试，包括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三个阶段。通过院试的人被称为“生员”，也就是俗称的“秀才”。别看秀才只是科场的最底层，在地方上已享有特殊待遇：见知县不用下跪，免除徭役，还可开设私塾教书。很多人一辈子就止步于此，如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老童生周进，六十多岁还在贡院号舍里撞号板痛哭。
第二关是“乡试”。这才是真正的“大考”。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，在各省贡院进行，时间在农历八月，故称“秋闱”。考中者称为“举人”，第一名叫做“解元”。一旦中举，身份质变——获得做官资格。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，十六岁中举，巡抚顾璘解下犀带赠他：“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，我这犀带算不了什么。”果然，张居正后来成为万历皇帝的首辅。
第三关是“会试”和“殿试”。乡试翌年春天，全国举人齐聚京城参加会试，称为“春闱”。录取者称“贡士”，第一名是“会元”。随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，所有贡士皆成进士，只重新排定名次。一甲三名：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；二甲若干名，赐进士出身；三甲若干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
“连中三元”是科举最高荣耀——乡试、会试、殿试均第一。一千三百年间仅十四个人做到。明代黄观不仅连中三元，还在之前的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中都拿了第一，创下“六首”旷古纪录。可惜靖难之役中，他因忠于建文帝投江自尽，名字一度被永乐皇帝从登科录中删去，两百多年后才恢复。
人间“炼狱”中的笔下乾坤
如果说科举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那么贡院的号舍就是最残酷的战场。今天的高考考场有空调、有矿泉水、有监考老师的温馨提醒，而古代考生的待遇堪称“地狱模式”。
贡院是乡试和会试的专用考场，规模宏大。明清时期，北京贡院有号舍九千多间，南京贡院更是多达两万余间。每间号舍用砖墙隔开，像一个狭长的“鸽笼”，深五尺、宽三尺、高六尺。考生进去后三天两夜不能出来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，一块木板架起是书桌，放下是和衣而卧的床铺。
更令人窒息的是搜检环节。考试当天凌晨三点，考生在贡院门外排起长队，经过头门、仪门、龙门。在仪门，士兵进行最严格搜身：脱掉鞋袜、解开衣服，头发、耳朵、脚趾缝都要检查。士兵每搜出一个夹带者，可获三两白银奖励，因此搜查格外卖力，连馒头包子也要掰开查看，以防里面藏着纸条。
明代散文家艾南英在《前历试卷自叙》中记录：“穷发际，下至膝踵，裸腹赤踝。”天寒地冻时赤脚站立，任由搜检。夏天则成百上千人挤在一起，汗臭与恭桶恶臭交织，令人窒息。遇上雨天，漏雨号舍的考生只能“以衣覆卷，疾书而毕”。
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无数才子写下了传世文章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，在号舍里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。范仲淹“断齑画粥”——少年丧父，寄居寺庙，每天煮一锅粥，待粥凝固后划成四块，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咸菜充饥。他的同窗送他美食，他却拒绝说：“我已习惯清苦，一旦尝到美味，日后便难以忍受粗茶淡饭了。”
从考场走出的传奇与遗憾
科举史上，从来不缺传奇，也从来不缺遗憾。
唐代诗人白居易初次进京赶考，拿着自己的诗作去拜谒名士顾况。顾况看到他的名字，开玩笑道：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”待读到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时，拍案叫绝：“有句如此，居亦何难！”白居易后来果然高中进士，写下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。
宋代文豪苏轼的科举之路更加戏剧性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二十岁的苏轼参加礼部考试。主考官欧阳修读到《刑赏忠厚之论》，惊为天人，本想列为第一，又疑是学生曾巩所作，为避嫌改判第二。拆卷后才发现是苏轼。欧阳修感慨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“出人头地”由此而来。
然而，科举也是无数人的伤心地。写出《聊斋志异》的蒲松龄，十九岁应童子试，以县、府、道三个第一考中秀才，一时风光无限。然而此后，他困在乡试的泥潭里四十余年，屡考屡败，直到七十一岁才补上岁贡生。他在《聊斋志异》中借王子安将落第秀才的窘态刻画得入木三分：“初入考场，似丐；唱名时，似囚；归家后，似病鸟；闻落榜，似饵毒之蝇……”一个“似”字，道尽了多少辛酸。
更令人唏嘘的是清代陈祖范，一生参加乡试二十三回，将近七十年全部落榜。雍正元年准备第二十四次乡试，金盆洗手后却意外中举。广东余会来一百零四岁走进考场，创下科举史上最高龄考生纪录，道光皇帝被其“卷土重来”的精神感动，特赐举人身份。这些故事背后，是一代代读书人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执念。
八股取士与科举的末路
任何制度都有生命周期。明清以后，科举逐渐僵化，八股文成了桎梏。
八股文有固定格式：每篇文章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八个部分组成，其中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各有两股，两两对偶，总共八股。题目必须出自“四书五经”，内容必须“代圣人立言”，不能有自己的观点。士子们把毕生精力耗费在文字技巧上，皓首穷经却不知天下大势。
明朝末年，顾炎武开始猛烈批判八股取士。他说：“八股之害，等于焚书。”又说：“八股盛而六经微，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。”清代乾隆年间，诗人赵翼在《论诗》中写道：“只眼须凭自主张，纷纷艺苑说雌黄。矮子看戏何曾见，都是随人说短长。”辛辣地讽刺了八股文下的盲从之风。
与此同时，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。洋务运动兴起，新式学堂设立，科举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。1905年9月2日，袁世凯、张之洞等大臣联名上奏，请求“立停科举，以广学校”。清廷下诏：“自丙午科为始，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，各省岁、科考试亦即停止。”这道诏书，宣告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终结。
那一年，无数读书人跪在贡院门前失声痛哭。他们哭的不是一个制度的消亡，而是自己寒窗数十年的努力瞬间失去了意义。然而，历史不会回头。以八股取士的旧时代结束了，一个全新的教育时代开始了。
笔尖上的家国情怀
今天，当一千多万学子在考场上奋笔疾书，他们或许不会想起一千三百年前的科举。但科举制度留下的遗产，依然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。
首先是“公平竞争、为国选才”的理念。在门阀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，科举为底层百姓打开了一扇向上的门。宋代以后，甚至出现了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”的劝学诗。这种不问出身、只看才学的精神，正是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源头之一。高考，正是这一理念在当代的延续，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。
其次是“勤奋苦读、自强不息”的品格。从范仲淹的“断齑画粥”到欧阳修的“画荻教子”，从蒲松龄的屡败屡战到余会来的百岁赶考，无数读书人用行动诠释了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古训。这种精神，至今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。今天走进考场的每一个学子，都在延续这份千年不灭的执着，用手中的笔为家国未来贡献力量。
当然，科举的教训同样深刻。脱离实际的八股文，禁锢思想的标准答案，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评价体系——这些弊病，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深思。
从《清平乐》中的文臣名相，到《知否》里的寒门举子；从一千三百年前的科举号舍，到今天遍布全国的高考考场。变的是一千三百年的时间跨度，不变的是中国人对知识的敬畏、对公平的渴望、对改变命运的执着追求，更不变的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家国情怀。当铃声响起，试卷翻开，这一代学子将在答题卡上书写自己的未来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无数前辈曾在号舍的油灯下、在贡院的寒风中、在落榜的泪水里，做过同样的事——用一支笔，赌一个明天，也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写下最坚实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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